张大千（三）

2018年03月09日 本文来自：

五、心系故土 落叶归根

经过一番拼搏，大千终于冲出了艺术的藩篱，进入了艺术世界的自由王国。大千在他的泼墨泼彩天地中，随意挥洒，水墨淋漓，运用自如，真正进入了化境。此间，年逾古稀的大干，艺术创作心境是舒畅的。然而，内心深处却是苦涩的，他写下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怀乡诗，反映出他那颗始终不渝的赤子之心。“不见巴人作巴语，争教蜀客怜蜀山。垂老可无归国日，梦中满意说乡关。”他在《题六十七岁自画像》中写道：“还乡无日恋乡深，岁岁相逢感不禁。索我尘容尘满面，多君饥饱最关心。” 大千思乡之情更反映在他的画里。他的泼彩泼墨作品大多以祖国的山水为题材，对故土的记忆和怀念成为这些“乡愁”山水画的无尽来源。1968年，大千长卷《长江万里图》是大千年用泼墨泼彩表达对祖国眷恋与热爱的代表作之一。这幅画高53厘米，长1996厘米，从岷江经流的索桥画起，一直到长江口的祟明岛为止，不但结构惊人，并且所经地方，都一一画出特点，技法和记忆力都使人倾服。画法基本上是复笔重色，加上大片泼彩。论景是千万壑，气势雄伟；论意是寄情山河，缅怀祖国。用这样宏大的布局，寄托深厚的思国之情，不是一般“胸有丘壑”的山水修炼所能胜任的，必须具备气吞山河的胸襟和饱满的爱国热情，才可以发挥得淋漓尽致。

《长江万里图》在台湾故宫博物馆展出，立即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台湾同胞，特别是青少年从画上第一次看到了长江，激起了他们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向往。久居海外的大千非常关心和思念自己的祖国，也怀念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当他看到国内出版的黄宾虹等人的画册时，认为祖国很重视传统的绘画艺术，加以整理出版是很好的事情。他设法买了不少这类画册及祖国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书籍。他还托人从国内买了梅兰芳、余叔岩、周企何的唱片和录音带。他多次托人传书带信，要故乡“天府”的肥泥沃土，要川剧《白蛇传》的录音带，要青城山道人用的棕拂尘，要内江的蜜饯。摩耶精舍内有许多形状各异的巨石，这些巨石都用祖国大陆的名山古都命名，其中有一块就叫“西岳华山”。由于大千眼睛不好，就经常闭起眼睛去抚摸这些奇石，或站在窗口北望。1980年3月，一位美国客人给大千带去一包故乡成都平原的泥土。老人用颤抖的双手，捧起这包故乡的泥土，闻着那泥土的芳香，不禁热泪纵横，恭恭敬敬地把它供在了父母的灵位前。在去国离乡的近30年中，大千萍踪海外，浪迹天涯，走遍了欧、亚、美，然而台湾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他每年至少要回台湾一次。在这里，大千能见到许多老朋友，能听到京剧，能吃上地道的中国饭菜，一种浓浓的乡土气息温暖着大千，这是大千在异国他乡感受不到的。这种乡土气息令大千心情舒畅，而流连忘返，这对于大千日渐衰老和孤独的身心是一种不可替代的调剂和慰藉。大千在台湾的最后几年，一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家乡和亲朋故友的眷恋与怀念。大千曾写过一首海内外广为传诵的梅花诗，借以表达他的爱国情操和对“台独”败类的痛斥：“百本栽梅亦自嗟，看花坠泪倍思家。眼中多少顽无耻，不认梅花是国花。”大千还曾敦促台湾当局与大陆实现“三通”，这些都表明大千“卅年家国关忧乐”的殷切心愿。

八德园四周，举目望去，尽是异国风光。但园内却是完全的中国传统，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全按中国庭园的传统布置，庭园的结构及园内的布局是中国式的；室内的家具也是中国式的。大千喝的茶，吃的饭菜，都按中国传统方式沏或烹饪。他永远是中式长衫，脚蹬中式布鞋。每遇父母、二哥、曾李二师的生辰死忌，他总是率先带着一家人磕头，举行上供等仪式。他的家教很严，要求家庭和睦，长爱幼，幼尊长。凡有长辈在座，晚辈均侍立一旁，而且不苟言笑，始终肃立，绝无声息。家中饭食再好，他禁止任何人只吃蛋黄，不吃蛋白，吃葫豆不准吐壳，吃剩了的饭不准随便倒掉，下顿做成泡饭。谁不这样做，他就会板起面孔训人。不管巴西的季节和中国的有何不同，他仍按照中国的时间和习惯过年。在家里，他严禁家里人说外国话，一定要说中国话，他自己则是乡音未改，大千始终以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豪。1969年秋，巴西政府计划修建一座大水库，库址将经过大千的八德园。八德园的土地迟早将被征用，这意味着耗费了大千10多年心血的八德园将不复存在。面对这种痛苦的现实，大千则是调头而去，毫不留恋，表现了他非同一船的襟怀。1970年，大千举家迁往美国加州，在卡麦尔城购一处房屋，命名为“可以居”。与八德园的宽敞与气魄相比，“可以居”自然是 小巫见大巫了。但它的附近就是美国西海岸的著名风景区“十七海里海岸”，怒涛拍岸，奇岩怪石，松涛阵阵，景色幽美，滨海公路曲曲折折，沿途尽是旖旎风光。在“可以居”期间，大千在继续治疗眼疾的同时，埋头作画，并频频地在各地举办画展。这一方面是要支付他的一大笔医药开支，另一方面要为购房置地作准备。此时的大千是盛名之下，“画债如山，字债似水”，难释重负。大千一人要支撑一个庞大家庭的日常开销，要不断举办画展，以养家度日。在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形下，大千不得不挂出了《张大千鬻画值例》，大千把“值例”分为“画例”、“书例”、“书画鉴定”三部分。画例下列了花卉、山水、人物，分为堂幅、屏条、册页、卷子等；书例下的规定是真行同例，隶书加倍，篆书更加倍，并分为屏条、横幅、楹联、书眉题签等。书画鉴定附加题跋盖章等收费标准。收费一律以美元结算。此外还有一些规定是：作画皆粗笔山水，点景加倍，金笺加倍。叠扇不应，工细不应，劣纸不应，劣绢不应；写字为名片不应，市招不应，劣纸不应，来文不应，碑铭墓志面议；题跋不超过一百字，赝品不题。以上“书画润例”，大千一直沿用至回到台湾以后。实际上，丹青无价，岂可局限。艺术作品本不可以金钱来衡量定评，大干的一幅画卖到十几万美金有的是，而兴之所至以精美书画赠人者，更是不计其数。大千定此“值例”也是出于无奈，而作为职业画家，这也是理所当然。“可以居”固然是景色优美，但地方实在太小，不便于亲朋好友来访，更不便于作画，也不能够满足大干栽花种草、随意摆布的喜好和愿望。所以在此期间，大千一直在准备另觅一处称心如意的居所。大千的首要条件是不能离开这美丽如画的“十七海里海岸”。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大千终于找到一处较大的房屋，距“可以居”不远，虽然不靠近海岸，但周围尽是茂林修竹，浓阴垂碧，青翠欲滴。大千毫不犹豫地将其买下，并命名为“环荜庵”。

大千觉得自己垂垂老矣，几十年的奔波、漂泊，寄人篱下，万里投荒，使他疲惫不堪。思念乡土之情与日俱增，他想落叶归根，回到祖国的土地上。然而，是回大陆，还是去台湾，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大千最后之所以去台湾而不回大陆是有着种种原因的。 “文革”前，大陆通过访外代表团和驻外使节及有关人士，曾数次邀请大千回大陆。还曾通过大千的二嫂、子女几次邀请他回大陆观光、举办画展。但等到大千决定落叶归根时，“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却改变了大千在十字路口的徘徊。大千1949年年底出国以后，始终以艺术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大千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不愿谈自己不懂或不愿懂的政治，也不曾做过有损于民族声誉的事情。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自己的倾向和想法，但基本上采取超然的态度，一直以“超然的中国文化使者”的形象出现。客观地讲，大千之所以能在去国离乡的近30年中完成其传播中国文化，开创泼墨泼彩新画风的伟大事业，与他飘然海外，游离于大陆和台湾两个政权，超然于政治之外，活化了其艺术思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革”爆发之后。大千非常想了解国内的情况，但他与国内的联系完全中断。1972年，大千托香港的朋友给国内的几个子女汇款，但杳无回音。他又给在成都当小学教师的女儿心庆去了一封信。心庆收到信后，她不知读了多少遍，有的句子都能背下来了：“美与大陆虽无邦交，但已有往来，汝可将情况前去申请，必可得其准许。外孙女小咪，父所极爱，必须带来或留在我的身旁。”大千当然不知女儿的处境，女儿无法给他回信。心庆的丈夫是“右派”，父亲又在美国，在这样的年头，一定是要被打入另册的。其实何止是张心庆，张心瑞与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的丈夫萧建初一直在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张心智为躲避大批判，一直行踪不定当“逍遥派”。1966年8月，张大千的第三位夫人杨宛君被“抄家”，她保存的14幅张大千的画及珍贵照片被抄走。大千与徐雯波所生的儿子张心健，在“文革”中被定为“黑五类的狗崽子”，长期被“隔离反省”。张心健因不堪屈辱，于1971年7月愤而卧轨自杀，年仅22岁。张心健之死，大千至死都不知道，在他写遗嘱拟分遗产的时候，还给心健留了一份。

大千得不到任何信息和真实情况，脑子里的疑问越来越大。1976年，正当中国大陆的“文革”就要结束时，在海外漂泊了27年的大千，终于决定要回到祖国的土地上定居，正式申请移居台湾。他对朋友们说：“人老了。终要落叶归根。台湾也是中国土地的一部分。在外国人地生疏，习惯不同，很不方便。台湾有很多老朋友，而且很方便治疗自己的眼病和其他疾病。这里有真正的中医，药也齐全。”因为大千从来就相信中医。台湾当局为了大千回台湾定居，不断地主动接近大千，有关人士也不断登门邀请。从1967年开始，几乎每年都要举办张大千画展。特别是1973年以后，组织画展活动越来越频繁，仅1975年就举办了四次有关画展。大千每次到台湾都会受到台湾有关方面的隆重接待。1976年，当大千决定要回台定居后，台湾有关方面更以实际行动对大千表示欢迎。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举行了“张大千先生归国画展”，在开幕式上，台湾教育部长蒋彦士亲自向大千颁发“艺坛宗师”匾额，并请大千担任台湾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台湾隆裕汽车公司董事长严庆龄请大千画了一幅荷花，事后，严送大千一部该公司生产的隆裕200型小轿车。于是，台湾便盛传大千“一朵荷花换一辆轿车”。此外，台湾还出版了《张大千作品选集》、《张大千画集》第一册、《张大千九歌图卷》。台湾著名电影导演吴树勋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拍摄了一部题为《张大千绘画艺术》的纪录片，该片分为“写意荷花”、“浅绛山水”、“泼墨云山”三部分，基本概括了大千绘画发展的三个阶段，片中既有作品介绍、艺术见解，还有大千的作画实况，这对于纪录和再现一代大师的艺术活动，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活动，自然会使大千相当满意，也非常感激。

大千在台湾定居后，台湾当局表示要赠送大千一套住宅，但被他婉拒了。习惯于开辟自己的天地，以求随心所欲的大千，在近80高龄之际，仍然要坚持自己建一所住宅。有在巴西和美国的“前车之鉴”，大千一定要选择一块钟灵毓秀、风光无限的风水宝地。而且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建造自己的居所，这自然有其 特殊的意义。因此，大千根据自己的一贯喜好及其他方面的因素，提出了三个选择条件：一是距台北20多里路程的郊区；二是山青水秀，有几棵大树更好；三是如果能有几个小池塘种荷养鱼尤佳。1977年元月，大千在台北市士林区至善路购下了一块地皮。该地正处于内外双溪的汇流处，漏漏溪水流过树林和草坪，环境优美，也很幽静，而且距荣民总医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也较近，便于大千就医和工作。1978年8月，新居落成，大千将之命名为“摩耶精舍”。这个名字有着十分深刻的含意。佛家经典记载，摩诃摩耶王后是释迦牟尼的生母，又称摩耶夫人。摩耶的本义为“大幻化”、“大术”。大千晚年使用的印章常有“一切唯心造”、“得心应手”、“神遇”、“法匠”、“大千逸者”等，表明其艺术已出神人化，随心所欲，不为世俗所囿，不被笔墨所拘，同时表明自己追求艺术的至高至善境界。

摩耶精舍的房屋为二层建筑，一楼有大画室、大客厅、主卧室、餐厅、电视间等。二楼有五间卧室和一个小画室，屋顶是一个小花园。为上下方便，楼内还设有电梯。大客厅中摆放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石，琳琅满目，干奇百怪。大画室除了一张大画案和文房四宝外，画案后面的墙上挂着大千父母和兄长的放大照片，正面墙上是曾农髯师的一幅墨梅和他用隶书写的左思《三都赋》中的《蜀都赋》。其余墙上则挂着大千收藏的名迹，并不时更换，一则为了与朋友共同欣赏，二则避免封尘太久。不论壁上的画怎样变换，大千总要挂一两幅他的恩师及二兄善（子子）的作品，可见其对师长和兄长的怀念之情。迁入新居，大千每天要在园中漫步流连，让自己沉浸在一片浓密的绿意里，耳闻淙淙的溪水声，时有清风吹拂着他的美髯，一切是那么美好样和。艺术家在国外漂泊多年的心灵得到了憩息，生命中的活力在不断滋长。他的诗里不再有投身夷荒、欲诉无人的感慨。笔下的山水，也由异乡的湖光山色变为祖国壮丽的山河。1979年4月，81岁的大千自感身体大不如以前、决定立下遗嘱，以便处理后事。4月12日，大千请来老朋友张群、王新衡、李祖莱、唐英杰以及律师蔡大乘，夫人徐雯波也在场，他坦然平静地口述了遗嘱内容，由代笔人兼见证人唐英杰记录。遗嘱中，大千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部分：一、自作书画；二、收藏古人书画文物；三、摩耶精舍房屋和基地。大千将古字画文物捐给台湾故宫博物院，房屋基地捐给有关文化艺术机构。大千毕生没有巨额积蓄，大部分卖画收入用来收藏古文物字画和房舍庭园建设。而这些珍贵的文物以及房舍全部捐献给公益机构。大千只将自己所作的书画分成16份，由妻子徐雯波、儿子心智、心一、心玉、心珏、心澄、心戈、心健（文革”中自杀，大千不知道）、心印，女儿心瑞、心庆、心裕、心娴、心沛、心声及第三位夫人杨宛君继承。“文革”之后，大陆的亲属与大干的联系开始恢复。1978年，天津市发现了大千于1938年3月为天津著名企业家范竹斋画的巨制《十二条临古山水画》，新华社向海外播发了这一消息。从此，大陆报刊开始陆续发表有关大千的各种评论和回忆文章。海峡两岸信息的沟通，一方面使大千能与自己的骨肉亲人互通情况、交流感情，另一方面也使得岁值垂暮的大干更加思念亲人。当他知道 内地逐渐走上正轨，他的子女亲属纷纷落实政策后，他的心里很高兴。他知道长子心智当选为宁夏自治区政协常委，并提任宁夏博物馆副馆长；次女心庆当选为成都市人大代表，心瑞、建初夫妇也受到了政府的关怀和照顾，当年与大千嬉戏的外孙女莲莲早已成为大学教师，另一个外孙女也考上了美术研究生，三哥的儿子心义也落实了政策，现在成都市龙泉释财政局工作，大干很高兴，马上画了一幅《迎春茶花图》送给心义，并题道：“见报后，知汝已平反，改职龙泉驿，私心稍慰”。迟来的春天，1980年春节，大千的故乡四川内江市举办“迎春画展”，展出了大千流散在家乡的早期作品，他的乡亲们都感到很自豪。1980年到198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5集《张大千画集》。天津出版了张大千国画挂历。《内江市志》收入了张大千生平、从事绘画艺术经历介绍。1982年，宁夏银川市举办“张大千画展”。四川、甘肃、宁夏 三省区电视台联合摄制了电视专题片《国画大师张大千》。四川省内江市政府开始筹备张大干纪念馆。1981年，就在大千83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内江市编史修志委员会从大陆给大捎去了寿礼——内江“铨源老号”的四样蜜饯：天冬、樱桃、桔红、佛手。大千很吃惊。也很感动，他对家人感叹道：“看来家乡父老还没有忘记我。”为了表达对家乡的热爱，大千挥毫题写了“内江市志”、“内江县志”、“青城山上清官”等。2002年海峡两岸“张大千绘画艺术回顾展”在北京首次联展珍藏。这次画展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全部展品中，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的就有六十幅，是大千先生旅居海外和居住台湾时所做。台北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墨荷通屏》是此次画展中尺幅最大的作品，高逾三米，宽近六米。画面开阔，气势恢弘，宏伟中兼具秀丽之韵致，是张大千敦煌归来后画风转变的代表作之一。

1981年夏初，旅日朋友李海天请大千为他在日本横滨新建的高级观光旅社画一巨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大千为了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眷恋，决定画庐山。然而，走遍祖国名山胜水的大千，却从未去过匡庐。没有感性的东西，怎么能上升为艺术的理性?何况这是一幅36尺长、6尺宽的巨画。对于八十有三、疾病缠身的大千，体力状况也不允许他完成如此巨作。但是大千要凭他几十年游历祖国山川的心得，决定要绘出胸中的庐山，同时也要和自己的生命作一次较量。他请朋友们为他搜集有关庐山的资料，自己也找来一些有关书籍阅读，并且有意识地和一些去过庐山的人交谈，来寻找对庐山的感觉。这样，经过一个阶段的酝酿，庐山的面目渐渐地在大千的心中鲜 活了起来。“形成于未画之先。”大千已经走到了这一步。1981年7月7日，大千的巨构《庐山图》开笔。开笔典礼十分隆重，大千身着团花长袍，头戴东坡帽，脚蹬青缎鞋。红光满面，精神焕发。张群、张学良夫妇、王新衡夫妇、王一方夫妇、沈苇窗、黄天才等宾客齐聚摩耶精舍，表示祝贺并观礼。画室的场面十分壮观，一块高1．80米，长10米的整绢铺在巨大的画案上。此前，大千把原来的画室进行了改造，打通了隔壁的小屋，移走了原来的家具，将画室内的两根木柱锯掉，专门制作了一张特大画案放在画室，前后耗资新台币数十万元。画大画的工具、材料全部摆列整齐。大笔、排笔、大碗、大盆只等主人尽兴挥洒。大千由夫人任助手，陪侍登场，先将画布全部打湿之后，大千拿起一支有如拖把的大笔，站到一只矮脚凳上，把笔头往墨盆里一挠一滚，然后双手拾起大笔往画布上大拖大拉。之后，大千把长袍袖口一卷，拿起一只盛满青绿颜料的瓷钵，在绢布的一另一部分小心翼翼地连泼带洒，接着又拿起排笔，一面引导青绿颜料的流浸，一面又把排笔沾上颜料点点染染。忙了几个钟头，只是一个开头，还看不出画的眉目。在场的人无不感到，要完成这样的巨制，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

《庐山图》是大千平生创作时间最长的作品。创作期间，他数次在画室里晕倒，并被送到医院急救，而每次都化险为夷。在平日里，他每画一阵，就得口含一粒心脏病特效药。这一旷世巨构，就是大千在“拼老命”的状况下，前后费时一年半完成的，他终于使气势雄伟、浩瀚万千的庐山真面目跃然纸上。在这幅画中，大千以泼墨拨彩法写出的逶迤山势，云务横锁，古木森森的庐山真面目。大千晚年，尤其是在台湾时期的画风，是以粗笔写意为主，工笔则几乎绝迹不画了。因此在风格上，早年的俊秀、中年的精工，都在晚年转向趋于朴茂、沉郁和老苍，甚至于拙重。大千在台北赶画《庐山图》之际，已是人画俱老，风格直趋简朴，青壮年时期的精工设色用笔已不再。台北时期由于整体环境使然，不能像巴西时期一样静下来从事精心创作。不过，大千还是竭尽全力画了最后一幅《庐山图》的巨构。虽然因为体力不支，未能作出他最称心的表现，但是整体结构气势浩然的《庐山图》，还是不负所望地为张大千的传奇，画下最令人赞歎的精彩句点。《庐山图》还没有完全竣笔，台北历史博物馆就已定好展出日期，大千只好送付托裱，如期展出，准备等到展览后再行修改润饰。然而，老人没有想到，这幅寄托了他深厚的故国之思的《庐山图》，竟是他最后的一幅绝笔画。值的一提的是，张人千特别擅画巨幅画作。纵观本世纪画坛，高手林立、名家辈出。但是擅画巨幅作品的并不多，像齐白石、黄宾虹、陆严少、关良、吴作人、张大壮、沈千丞等名家大部擅画小幅作品，而张人千是越大越能表现自己的艺术风格，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他曾说："会作文章的一生必要有几篇大文章，这才可以站得住，画家也必须要有几幅伟大的画，这才能够在画坛立得住。"在张大千的作品中，有许多著名巨幅力作，1946年在大陆创作的《青城山》四屏（195×555.4匣米）；1967年和1968年在巴西八德同创作的《幽谷图》（269×90厘米）和《长江万里图》手卷（52.8×1980厘米）；以及晚年这幅在台湾摩耶精舍创作的《庐山图》（200×1200厘米）等。如此人购手笔、如此大的气魄，古代没有，当代少见。

1983年3月8日早晨，大千在夫人搀扶下来到画室。走了几步路后，他感到胸中特别闷，含了一颗药后，觉得稍好些。他让夫人抱来13本《张大千画集》，要为大陆的朋友、弟子亲题画册。夫人觉得大千气色不好，劝他改日再题。大千固执地说：“此时不题，以后再无机会了。”老人准备分赠的13位故旧是：著名画家 李可染、李苦禅、王个移、门生西安何海霞、天津慕凌飞、北京田世光、刘力上和俞致贞夫妇、上海糜耕云、潘贞则、王智园、苏州曹逸如、常熟曹大铁。老人俯首画案，两手颤抖，慢慢在画册上逐一题写。当题到第13册时，老人突然头一歪，笔杆从手中脱落，身子斜倒在地上。大千被送进台北市荣民总医院，经过抢救，仍然昏迷不醒。诊断结果是急剧心绞痛引起糖尿病、脑血管硬化复发，病情险恶。大千一直昏迷不醒，报纸、电台纷纷报道大干病发住院的消息。他的画立即在台北和世界各地提价。3月16日，大千家属委托台北市苏士比拍卖公司，将大千的两幅泼墨荷花拍卖，并将现款立即送住医院，以作抢救费用。但是，经过全力抢救，昏迷了24个昼夜的大干，没有留下任何一句遗言，于1983年4月2日晨8时15分，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溢然长逝，享年85岁。大千之死的消息立即由台湾的新闻机构及美联社、法新社、合众社等驻台分社用电波传向世界各地，在全球引起巨大反响。当天，新华社发布电讯稿，全国各主要报纸和广播电台也纷纷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大千逝世的消息。祖国的亲人、朋友、弟子及美术团体和机构纷纷向台北发去唁电，表示沉痛哀悼。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唁电说；“惊悉大千先生在台北不幸病逝，至感悲恸。先生中国画艺成就杰出，向为人所仰慕，他的逝世是中国美术界的一大损失。特电致哀，以表海内朋友念慰。”大千的遗体于4月14日火化，骨灰于4月16日安葬于摩耶精舍后园的梅丘之下。至此，大千实现了他“独自成千古，悠然寄一丘”的遗愿。大千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他的逝世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画坛的巨大损失。在半个多世纪的艺术生涯中，大千锲而不舍，不断创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大千的绘画艺术涉及中国画的所有画科，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其开派创新的光辉历程，并把中国的绘画艺术播扬于世界．用其毕生精力，在现代中国艺坛竖起一座令人敬仰的历史丰碑。他不仅是一位国画 巨匠，在书法、鉴赏、收藏、篆刻、诗词、园林、美食等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中，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的这些成就是人类精神文明中的瑰宝，它们不仅在他生前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他死后的今天和将来，也将被人们继承和发扬光大。

张大千在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有人粗略统计他创作作品近三万幅，虽多已散轶，但存世作品仍有五千余幅。其作品价格处于市场的最高层次，在海外，大千的作品常常创下惊人的成绩。1963年，他的巨幅《荷花》被美国著名刊物《读者文摘》用6万美元买下。1965年，大千在巴黎举办的画展上，他的六幅泼墨荷花通景屏曾被美国藏家以14万美元购得，创中国画最高价。80年代初，他的作品开始在海外拍卖场上频频亮相，并成为拍卖行和典藏家的抢手货。1987年他的《桃源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187万港元成交；1989年，他的《松壑飞泉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287万港元成交；1991年他的《灵岩山色》在佳土得拍卖中以429万港元成交；1992年他的《青城山》（四屏）在苏富比拍卖中以748万港元成交；1994年他的《幽谷图》在苏富比拍卖中以816万港元成交；《一花一世界》在台湾两次义卖中先后创下5000多万新台市和6000万新台市的空前天价。2002年１０月２８日香港苏富比的秋季拍卖会中推出张大千于1975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卡梅尔的画室完成《泼彩朱荷屏风》以2020万港元（约465万新元）成交，创下中国现代书画拍卖的最高价记录。 这也是国际拍卖市场上首幅估价逾港币千万元的中国近现代画作。从总体上大千的作品始终处于中国书画价格的领先地位。张大千纪念馆位于内江市东兴区东桐路圆顶山,西林寺西侧,南临沱江,与市中区仅一江之隔，纪念馆占地31.46亩，主体建筑有大风堂、画苑，配有长廊、亭、榭、水池、花园、山石等，采用三合院、四合院几重进院落式布局，独具民族民居建筑风格。馆内收藏并展出大千先生各个时期的艺术作品，介绍了国画大师一生的艺术成就和艺术生涯。馆内园林布局精巧、环境幽静，是内江市区内风景秀丽的名胜。

六、一代仿古高手与鉴藏大家

大千不仅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画大师，而且是一位极富个性、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趣闻轶事之多、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20世纪中国画坛上是极为罕见的。大千可写的东西实在大多，他的绘画、书法、诗词、鉴赏、金石、烹饪、法号斋名、为人、游历、甚至与女人都是值得一书的。这里仅介绍大千艺术仿古和收藏方面的成就。

中国传统书画源远流长、历史悠久。这门艺术的学习一般师承性很强，它主要是通过临摹，这是条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学习途径。特别是在我国没有美术院校教育之前，学画临摹前人的作品是惟一途径。在古代，文人雅土、墨客也常常把乱真作为自娱的一种时尚。那时，人们并不以造假为过，反而以此来展露自己的才华。张大千的学画也是从临摹入手，他早年曾拜在曾熙和李瑞清门下。由于曾和李收藏历代名画甚丰，使大千有机会饱览众多占人名迹，饱受熏陶。张大千在早、中年时期主要以临古仿古居多，花费了一生大部的时间和心力，从清朝一直上溯到隋唐，逐一研究他们的作品，从临摹到仿作，进而到伪作。特别是他临仿清代石涛、八大的作品十分精到，维妙维肖，几近乱真。石涛、八大和明代徐渭等画家的早、中、晚期各有什么特点，各用什么印章，用哪方印、什么印章在哪一年跌损过，留下什么痕迹，他都精心研究过，加之他高超的绘画水准，又利用一些古、旧纸张作假，故他的伪作一般很难识破。二三十年代，大千就以伪古而享誉大江南北，其伪古的范围之广、题材风格之丰，质量之高，恐怕当今画坛无人与之匹敌。从范围上看，大千的临摹既没有满足于一家或几家，也没有局限在一个朝代或是两个朝代的名家。而是从清代石涛起笔，到八大、陈洪绶、陈淳、徐渭等，进而涉及明清诸人家，再上溯到宋元，最后上溯到隋唐。他把历代有代表性的画一一挑出，由近到远，潜心研究。如南朝梁的张僧繇，唐代的王维、孙位，五代的董源、巨然、顾闳中、膝昌佑、邱文播，宋代的李成、李公麟、赵佶，元代赵孟（兆页）、王蒙、倪云林、黄公望、钱选，明代的沈周、唐寅、陈淳、徐渭、陈洪绶、张大风等。据民国时期一流鉴定家张葱玉回忆，早年他曾应张大千之邀，会同朋友赴苏州网狮园游玩厂偶然发现园内有一间房门半开，他推开房门一看，大吃一惊，墙上挂满了宋、元、明、清等历代名画，有唐伯虎、沈石田、石涛、王石谷等，经仔细看，才知皆是张大千的笔迹。然而对这些大千并不满足，又向石窟艺术和民间匠人的艺术学习。尤其是在敦煌面壁三年，临摹了大量历代壁画，成就辉煌。这些壁画以时间跨度论，迭经北魏、西魏、隋、唐、五代等朝代。从题材风格上看，也是无所不涉，山水、人物、花卉、走兽、翎毛，鱼虫等题材；工笔、写意、白描、没骨、青绿、浅绎等手法；唐人的朴厚、宋人的法度、元明的笔墨意境等风格，包罗万象，让人眼花缭乱，难以置信。人千的临摹可谓史无前例。历史上许多人临摹的画一般只能临其貌，并未能深入其境。大千的仿古从临摹仿效直达神似乱真。拿大千仿石涛和八大作品来讲，他不是追求石涛、八大表面貌合，而是从笔法特点入手，从心灵深处去画。同时，去体会他们作品的内在神韵。为了考验自己的仿古作品能达到乱真的程度，他挑战像黄宾虹、罗振玉、吴湖帆、博儒、陈半丁、叶恭绰等鉴赏家及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专家们的鉴定。早在二三十年代，大千的伪石涛作品就曾骗过石涛专家黄宾虹和陈半丁，伪梁楷的《睡猿图》骗过了吴湖帆、溥儒等鉴赏家，并留下了许多趣闻轶事。在投师李瑞清门下期间，大千得识著名国画大师、书画收藏和鉴赏家黄宾虹先生。一天，黄宾虹去拜访李瑞清，适逢李师刚从书画摊购得一幅石涛山水长卷，黄老见此画笔墨纵横淋漓、意境苍莽新奇，不禁为之拍案叫绝。经黄老再次仔细鉴定后，确认为是石涛真迹。黄老为李师购得此画而感到庆幸。第二天，黄老怀揣重金，也来到城隆庙古玩街，准备碰碰运气。浏览了半天，他终于在一摊位上发现一幅石涛的山水长卷，且技法纯熟远在李瑞清所购的那幅之上，也万万没有想到竞以100元成交。黄老先生掩饰不住内心喜悦，拿着画直奔李瑞清家。一进门就颇为自得地让李师观赏。此时，大干正在李家，见此情景，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此画实为大千闭门造车的仿作。出于对大师的敬重，也为了不让他遭受蒙骗，大干掏出100元恭恭敬敬地呈给黄老，并告诉他此画确为自己仿作，要求黄老见谅。黄老在惊异之余，对大千的才能佩服不已，数日后出一对联，以赞大千的奇才：“八大到今真不死，大干而后又何人”。一次，北方颇有名望的画家兼收藏家陈半丁新获得一册石涛的画页，特地邀请当时北平的艺林名家陈师曾、王雪涛、徐燕孙、周养庵等人前来欣赏。其时大干正客居北平，经友人推荐，也应邀来到陈府，以一睹这“石涛画册”为快。当陈半丁小心翼翼地从内室里双手捧出一个镂刻精美的檀木画匣，郑重其事地打开取出画册时，大千看见上题“金陵胜景”，心中便有了几分怀疑。待陈半丁又翻了几页后，大干不禁脱口说道：“原来是这个册子，是我画的。”一语惊四座，主人更是大为不悦，大家也都认为这个年轻人口出狂言，唐突前辈。大干不慌不忙地把画册的内容以及题款、印章等如数家珍地一一道来，大家边听边看，竞与大干所说一字不差，众名家无不为之震惊，陈半丁更是气愤之极，连老花镜也掉在地上打碎了。这位画了几十年石涛的著名画家，今天竞栽在一个后生小辈手里，心里的窝囊劲实在是难以形容。由此可以看出张大千伪古的特殊才能，大干的此举无疑是在向当时的名家权威挑战。又有一次，大千去天津，在著名书画家罗振玉的家里看到一幅石涛的条屏。大干认为此画不是石涛的真迹，而罗振玉当然认为此画是真无疑，而且曾有国内外收藏家出高价收购，他都没有出手。今天竞有人认为此画是膺品，岂不是信口雌黄，胡言乱语。罗振玉勃然大怒，教训了一顿大干。大干相信自己的眼光，受此羞辱后，自然想出口气。经过一番研究，大干特意绘制了四幅“斗方”，其内容尽是属于小品的鸟兽鱼虫。一般说来，仿制品不会是这种小品画，正因为如此，经过大干与书画商人的巧妙安排，罗振玉自认为价廉物美地购下了这四幅小斗方，得意之情溢于言表，遂大宴亲朋同道，赏画对月，不亦乐乎。大干也在被邀之列。席间，罗振玉拿出“斗方”，让亲朋共赏，宾客赞不绝口。在一旁观看的大干却故意悄悄地对罗振玉讲此画有问题，罗振玉一听，又是这个张大干在泼他的冷水，自然更为愤怒。但大干却进一步告诉他这四幅“斗方”为自己所作，并且拿出印章对照，果然一丝不差。顿时，一向以鉴赏名家自居的罗振玉汗流浃背，难以下台。实际上大千许多仿作的艺术价值及它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较之真的古代名家的真品已有过之无不及。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现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藏有他的伪作，如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收藏有他的《来人吴中三隐》，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有他的《石涛山水》和《梅清山水》，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有他的《巨然茂林叠嶂图》，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二十一观音》、《罗释迦牟尼造像》隋唐的佛画等。因此，称他为一代伪占高手实不为过。陈寅恪说：“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何况其人才特具，虽为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能于民族艺术上别开一新界境。” 张大千不仅是一代仿古高手，而且也是超一流的鉴定收藏大师。他的画名掩盖了他的鉴藏才能和成就，他不仅在同代，即使明清以来数百年间，恐怕无出其右者。从收藏方面看，大干早年跟随曾、李两位老师时，因曾、李两位老师藏有众多历代名家字画，使大千有机会看到历代名家真迹。同时，也使大千养成了收藏古字画的习惯和爱好。1925年张大千在上海宁波同乡会馆举办第一次卖画展就获得二千大洋巨款，从此开始大量收购古代字画。一次，他看中了一位江西老画家欲出售的一批古代字画，双方议定以1200块银元成交。大千先付了400块，余下800块要等四川家人汇来。可左等右等不见银元汇来，正在无计可施之际，曾师突然出现，并替他还了这800块大洋。如释重负的大千自然对曾师感激涕零。1921年至1930年间，张人千曾在上海先后出版了《石涛和尚、八大山人山水精品》、《仿石涛山水金陵胜景》、《仿石涛山水册页》、《大风堂藏画》、《大风堂原藏石涛和尚山水集》（三册）等画册，表明了大千收藏古代字画不仅多，而且精。1944年3月15日他曾在成都举办了"张大千收藏古书画展览"，观者如云，甚为轰动。共展出张人千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古代精品170余件，其中有巨然、苏东坡、赵于昂、黄公望、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陈老莲、八大山人、石涛等。在大千的藏品中，以石涛的作品最丰。40年代初，大千收藏的石涛作品就有上百幅之多，他曾请篆刻家方介堪为其刻治“大千居上供养百石之一”的印草，专为钤印石涛真迹之用。张人千晚年曾对友人说，“他收藏石涛真迹最多时约五百幅。”美国的傅申先生在《大千与石涛》中说：“大千是历来见过和收藏石涛画迹最多的鉴藏家，绝对不是夸张之间，不要说当世无双，以后也不可能有。”傅先生还称张大千为“今之石涛”、“石涛再世”。

尤值得一提的是，民国时期，大千爱画成癖，搜求无止，有时为购一幅古代名迹，不惜倾囊以付。他曾用500两黄金、20幅明代字画换回著名的董源代表作《江堤晚景图》；用700两黄金购得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宋人《溪山无尽图》等名作，此外还用数百两黄金收购了董源力作《潇湘图》。可喜的是大千花巨资购得的五代董源的《潇湘图》、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及一宋人画册等国宝，最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在大千在1945年回到北平期间，购得名画《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夜宴图》作者顾闳中，工画人物，善写神情意态，用笔圆劲，设色浓丽。图中主人公韩熙载原为北方人，其父在后唐内部争夺中被杀，韩逃到南唐，有统一中原之志，但未获重用。后主李煜欲任他为相，为了考察其生活情状，特派宫廷画师顾闳中潜入韩宅进行观察。顾闳中目识心记，绘成举世闻名的《韩熙载夜宴图》。这幅有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珍宝，在我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历代皇宫藏画精品，后来传到末代皇帝博仪手中。辛亥革命后，薄仪被逐出紫禁城，也没舍得把它卖掉。30年代，博仪在伪满洲国当“皇帝”，又把此画带到了长春。抗战胜利后，博仪成了战俘，解往苏联，这幅画遂流落到古玩商手中。当时，大千在北京本欲买一处王府，要价500两黄金，己交了定金，但大千见到这幅画时，深知王府易得，而名迹难遇，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毅然不惜重金购下此画。大千当然对它情有独钟，专门刻了一方“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的印章，铃在画卷上。

新中国成立不久，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局长郑振铎获悉：解放前大陆收藏家收藏的大批书画、图籍等珍贵文物流到香港，待价而沽。经再三思量，郑振铎向时任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的郭沫若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作了紧急汇报。3人经反复研讨，决定以文化部的名义向周围来总理汇报这一情况。1951年3月，周总理接报告后立即同意由国家拨专款抢救文物，并成立香港“收购小组”，秘密进行文物收购。香港秘密收购小组在收购了大批珍贵文物回国后，小组负责人徐伯郊又利用自己与张大千的私人关系，动员张大千将其所藏的《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卖”给了祖国。当徐伯郊把郑振择的意思转告张大千后，张大千对郑的关心十分感动。虽然张大干最终没有回国，但他却把自己最心爱的五代画《韩熙载夜宴图》、董源画《潇湘图》、北宋刘道士画《万壑松风图》以及敦煌卷子、古代书画艺迹等一批国宝，共折价仅2万美元，以当时极低的价全部半卖半送给了祖国。从此，《韩熙载夜宴图》等一批国宝级文物便成了国家文物局馆藏稀世绘画珍品。《韩熙载夜宴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1955年，大千在日本出版了《大风堂名迹》四集，收集了历代名家字画珍品，现已成为世界各国博物馆收存的必要参考画册和研究中国古代绘画的主要资料。他去世后，根据大千遗愿，所藏的书画全部捐献给了台湾博物院，据当时台湾方面报道，该院接收的张大千藏品计历代名画69件，书法6件，其中隋唐6件、五代8件、宋代23件均为稀世珍品。包括董源《江堤晚景图》、宋徽宗赵佶《鹰犬图》、梁楷《寒山拾得》、《山居图》、元黄公望《元池石壁图》以及明代沈周、唐寅等人的名作。中国古书画的鉴定涉及因素相当多，而且相当复杂。鉴定主要靠经验积累。大千由于看得多、临摹得多，故对历代名家笔墨技法了如指掌，造就了他过硬的鉴别真赝、优劣的本领。早在1928年，日本的有关机构就邀请大千去鉴定一批中国书画。1929年中华全国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张人千被聘为美展作品干事。1931年，张大千与张善子、王一亭等人被聘为中国古代书画出国画展的审查委员，负责审定赴日展出的宋、元、明、清各代展品。以后还担任过北平故宫古物研究所的导师。抗日战争爆发后，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古物鉴定委员会，张大千又同张伯驹、徐悲鸿、启功等人被聘为鉴定委员。可以说那时大千已彼中国书画鉴定界公认为近现代"鉴定权威"。而大千对自己的鉴定能力历来十分自信，他在《大风堂名迹》第一卷首自序中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也正是大千有着过人的眼力，使众多国宝级的古代名家珍品被大千觅得，成为一代鉴藏大家。